《河北日报》2023年5月5日

柴旭杰 刘相美

       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无法割舍的联系，但却很少有人提及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用洪子诚自己的话说：“因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希望借此能引起重视的考虑。”《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正着眼于此。该书尤其侧重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资源”，而这种规划、想象与建构，又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中国经验。

       从研究对象来看，该书所聚焦的“当代文学”主要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相映衬的“世界文学”则主要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文学，也涉及同一时期与此具有可比性的其他国家的左翼文学。作者是在世界性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历史中探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建构过程。世界文学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具有背景与参照的坐标系功能，更存在着如何批判、吸取、借鉴的症候性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该书以史料的考辨为事实依据，采取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剖解不同地域空间、文化身份所带来的文艺裂隙，常常用某一具体文本或事件作为切入与勾连内外的重要线索，来完成见微知著的严密论证。例如书中多次提及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变迁。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简化、偶像化，新时期则再没有召回如昔日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马雅可夫斯基形象，“大抵是回到了比较正常的状态”。

       作者所采取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接受与影响研究。在着力探究马雅可夫斯基形象变迁的同时，还尽可能追述他的生平。这使得作者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以其自身生命历史为底本，最大程度展现了世界性社会主义文艺在借鉴资源与树立榜样方面的可能性，并通过马雅可夫斯基这一典型形象，将当代文学抽象的“国家设计”性质不断具象化。

       作者不仅着眼于诸如马雅可夫斯基形象变化的历时性分析，更多还存在着共时性的剖解。这种共时分析，是该书将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予以观照的一个基本方法，同时也是作者在论述中格外注意的对待历史与研究的一种姿态。“当我们试图将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加以延续的时候，语境的变化无法被忽略不计。现在说到‘大众’‘现实’‘工人写作’‘人民性’等概念和命题，其语义内涵和实践意义，其实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基于这种判定，作者极为敏锐地分析不同历史主体在当时语境中对这些概念与命题的不同理解，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尽管全书着眼于当代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选择性借鉴与舍弃，但又十分注重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抗争与反思，这在洪子诚的叙述中被称作“内部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从属于社会主义文艺序列的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补救尝试，并不意味着选择否定与怀疑，而是要“去重新获得我们的确信”。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挑战教条主义的禁令，主张文艺的开放与对话。在中国，也有相似的问题被文艺知识分子提出，如胡风、冯雪峰关于“新”“旧”现实主义的关系和边界的主张，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周扬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个性”及“最有人性的，最接近未来的完全的人性”的论述，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文艺的“内部的反思”，以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各自遭遇的相似难题。

       在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中，作者似乎始终怀有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文艺本真图景。一方面，它包含着真正的人民性，具有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性与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世界性，能够恰如其分地吸取有益的世界文艺资源，不断完善自身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同时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则以否定性的钩沉笔法倒推这种理想模型，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个案分析，深入世界性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肌理，呈现了作为具体历史实践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逻辑。

       洪子诚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这使得作者在理性分析的同时，对其研究对象的论述又具有十分真切的感性体验。可以说，“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作者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其生命史与精神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并分析其中的经验，这让洪子诚的写作本身也具有了“内部的反思”意味。在回望当代文学中世界文学的史料与经验时，或许洪子诚自身的著述、态度、方法也将成为一种进入并触摸历史的文本，以待后来者学习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