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艺争鸣 2023-03-11
今天会议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个题目，其实联系着我对洪老师这些年研究问题的一个困惑：他的成就主要在哪个时段？原动力和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个概念。
从题目看，“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不是说中国跟欧美文学的关系，实际是中国和苏联文学，或者说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中苏关系裂变。这次裂变，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文学以后发展的面貌。
我想它的根源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这个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想，这对中国有很大震动，这也是中共和苏共走向分裂的原因。会议提供的文章之一，是洪老师的《“修正主义”遇上“教条主义”》，虽然对象是“1963年的电影批判”，实质说的却是：“1963年对一组苏联电影的批判，是60年代前期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它从文艺的层面折射了中苏分裂公开化的事实，也体现了苏联经由苏共二十大、中国经由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意识、文艺观念、创作取向上出现的分歧。可以说，这一事件寓意了‘社会主义文艺’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的不同选择。”
洪老师另一个跟“五十年中期”有联系的因素，是他1956年考上北大。他在《百花时代》后记里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是说1956年上大学时，曾在大膳厅观看过东欧某歌舞团的演出，有一天，又传来相关事变的消息。其实，他大一、大二时先鼓励“百家争鸣”，转过来发动了“反右”。比洪老师高一届的几个同学都被卷了进去。东欧剧变和反右这两件事，对当时十七八岁的年轻大学生洪老师，可以说是震惊经验吧。歌德在《谈话录》中谈到，他并不比大多数人幸运，他的幸运只是在于，不巧亲身遭遇并体验了德国的大时代。《百花时代》那本书，还有最近的《秦兆阳在1956》之所以写得紧凑、精彩、紧张，与此很有关系。
我感觉到，洪老师的历史记忆停在1956年、1957年，也深植在这两年。这是他三十四年来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原动力，由此产生的推动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迹象。
洪老师给会议提供的五篇文章，包括他的大多数著述，很少流露个人感情，这当然是一个成熟学者的历史定力所致。不过，从文章《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里的一段话，我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并非无关紧要的私生活，他与多个女人，特别是与莉丽·布里克的关系更是讳莫如深。针对叶赛宁自杀的诗句（在今天的生活里，/死/并不困难。/但是将生活建成/却困难得多。）被无数次征引，却无视他的自杀与彼岸的念头，这个念头与‘对于生命的肯定，对生活着尤其使生活更美好的必要性’在他的诗中‘错综交织着’。”他似乎还欣赏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人》的诗句：
心蹦向枪弹
喉咙梦想着剃刀
……
多少秘密隐藏在你那些玻璃瓶后边。
你认识最高的正义，
药剂师，
让
我的灵魂
无痛无楚
被引向太空。
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都是有宗教感，同时目睹了苏联社会政治怎样敌视和消灭宗教感，以及人的正当感情的诗人。他们内心宗教感与现实的严重冲突，当革命刚刚兴起时还不明显，或说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当革命与宗教发生全面冲突，并以压制、消灭对方而取得胜利的现实出现时，他们的现实感动摇了，宗教感却复苏了。这首诗，写的就是这种东西。
洪老师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一定有这种强烈的宗教感。但我相信，他的学术里有“我的心灵”“我的学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洪老师是五六十年代一代敏感青年中的“幸存者”。他之所以不断重写1956年和1957年，是这种幸存者身份和意识所决定的，幸存者意识，将他的精神世界引向了“最高的正义”。
中国总是夹在苏美两个大国冲突之间。挪威学者文安立在《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和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这本书里，对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根源，有过精彩分析。
洪老师读大学，包括毕业留学任教的几十年间，很难说完全摆脱了这种境遇。他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个人史”，是由此生成的。《可爱的燕子，或蝙蝠》这篇文章，就写到苏联左翼跟西方左翼阵营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它表面发生在整个左翼阵营内部，其实，也可以说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方左翼，对苏联左翼的抨击。由此，可以连带地说，这是西方对苏联的抨击。
由上面几个点联系今天会议主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既可以看作是洪老师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也可以说是他整个“五十年代中期”研究史中的一部分。对我们与“五十年代中期”历史的关系，洪老师是一个历史中介，是一个讲述人。他很出色地讲述了自己的“个人史”“个人年代”，从而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