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是一所具有宗教背景的文理学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卡普安，距离波士顿市中心约25英里。虽然在美国的大学排行榜中，戈登学院远远无法与波士顿城里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提并论，但却在培养学生的通才式思维方面独具特色。在戈登学院现任院长D.迈克尔·林赛博士（D. Michael Lindsay）看来，这种博雅的生活态度（a liberal arts approach to life）是成为卓越领导人的关键。
林赛博士是美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社会学家。早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他就对宗教、文化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而对其展开了孜孜不倦的研究。2007年，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力殿堂中的信仰》，对宗教信仰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为撰写这本书，他花费了三年多时间，采访了157位美国大型组织的领导人。该书出版后产生了良好反响，被美国《出版者周刊》评为“2007年度最佳图书”，并获普利策奖提名。2014年，林赛博士在约翰威立出版公司出版了《顶层视野》（View From the Top），对领导力的本质以及塑造领导力的方式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顶层视野》源于林赛博士主持的一项“白金级领袖（platinum leaders）研究项目”，该项目针对当今美国社会最高层的公共领袖及其人际网络、成长经历和行为动机等，展开的为期十年的综合性研究。在林赛博士采访的550位领导人当中，包括两位美国前总统（卡特和老布什），80位政府部长，数十位白宫高级官员，200多位公司总裁，数十位著名艺术家、演员和作家，以及一百多位来自非盈利机构的顶级领袖。在林赛博士看来，其中的128位受访者可以称作白金级领袖，因为他们领导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能够促成重大的变革，并在本组织外有强大而积极的影响力。林赛博士发现，领导力的本质，就是领导者为促进共同的事业而运用其影响力。领导力与权力有所不同，它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化的东西，而权力更多地存在于特定的机构之中。不过，若要发挥这种领导力，领导者就必须置身一种权力矩阵，即集中于主要城市和主要机构但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的人际网络。因此，领导者看似是以个人化的方式行动，却是以组织化的方式思考。
在与美国顶级领袖尤其是白金级领袖的接触中，林赛博士发现，塑造世界级领导力的关键在于四个环环相扣的方面。首先是一种博雅的生活态度，领导者应该是一个通才，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接下来是构建一个广泛的人际网络，对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在接受博雅的通识教育期间建立起来的师徒链是其中的主线；再下来是把握机遇，参加具有“催化剂”作用的项目。林赛博士借用全球零售业领军人物乌尔曼（Myron Ullman）的话说，“无私的领导者的方式是最有效的领导方式”，领导工作的精义，就是“你所留下的东西胜于你所接手时的情况”。
林赛博士的领导力概念及其倡导的领导力塑造模式，已经在在美国读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肯定会在他领导下的戈登学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顶层视野》的中文版也会在中国产生影响。今年5月，林赛博士在北京大学出席领导力论坛时，向与会的中外人士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显然，他注意到了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例如，中国政界领袖多出身于工科，比较务实，长于执行；美国政界领袖则多出身律师职业，比较灵活，善于搭建人际网络；中国学生擅长考试，但笃信标准答案，创新能力不足，也难以经受太大挫折，等等。
对于中国的读者，林赛博士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领导力的概念，肯定是有启发的。在中国的语境之中，领导、领袖和领导力有着特殊的含义。“领导”一般指的是单位的领导，也只有国家最高一级的领导人堪称“领袖”，“领导力”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执政能力。而且“领导”通常与“干部”一词紧密相连，甚至通用，领导人民群众的就是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是固然一种令人羡慕的身份，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如果林赛博士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官场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明白“官本位”的含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过程中，中国人对于当官掌权形成了一种近乎畸形的崇拜。这并非什么中国的特色，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对权力的迷恋，乃是人类的通病。或许中国人病得更重一些。中国学生报考国家公务员的热情举世无双，他们或许希望从等级森严的官阶体制中获得某种位置，从而获得更多的好处，却未必理解，那些各种机构其实也是为了治理国家社会所需而设置，它们能够正常甚至高效的运转，端来一批又优质领导力的人们置身其中并做出卓越的贡献。俗话说“旁观者清”。林赛博士的这本书当然不是为中国读者写的，不过它告诉那些继续挤在独木桥上为获得官位拼搏的年轻人，他们完全可以目光远大，只要领悟了领导力所需要的优秀品质并身体力行，就会做出何等重要的贡献，而不只是将在那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一个稳定的安身立命的饭碗作为奋斗的目标。
客观的说，中国的社会和教育中并不重视有关培养领导力的知识，谁能成为领导人是由已经成为领导的人决定的，即“肉食者谋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的因素会潜移默化的引导那些愿意进入机构的人，更重视具有被领导人看中的能力，而不是领导力。尤为值得思考的是，传统士人在独特的历史中形成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对个人有意识的追求以积极进取为基本精神条件的领导力，有着微妙的消极影响。正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习惯束缚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奖励顺从；汉语通过名言警句和四千年来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维，这些文章说，每一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已经被说过了，而且之前的作者说得更好”。这类包含着“安分守己”、“厚古薄今”的古训，的确令人有些沮丧，改变起来绝非易事。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