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7月18日 王小柔
《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包天笑的笔触在时光的石板上凿刻出清末民初的众生相。《钏影楼回忆录》并非简单的往事堆砌，而是一幅用墨痕织就的时代织锦，在报馆的铅字与译书处的油灯之间，在张园的茶盏与石库门的弄堂深处，藏着一个王朝覆灭与新生的故事。当这位民国通俗文坛盟主以暮年之眼回望此生，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在纸上复活，化作旧上海的烟雨。
铅字里的江湖
上海的小报世界在包天笑的笔下如同一个光怪陆离的江湖，而李伯元的《游戏报》则是这个江湖的一面杏黄旗。当1897年的报童们在石库门弄堂里高喊《游戏报》“要哦”时，那些被大报拒之门外的“街谈巷议”便找到了栖身之所。包天笑记得，这些巴掌大的报纸“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却装下了比大报更汹涌的世态炎凉，因为从官场到伶界，从粉墨春秋到奇闻逸事，无不在小报的方寸之间上演。
《晶报》的崛起堪称小报史上的一场革命。当余大雄将三日刊的附张从《神州日报》剥离时，三个“日”字拼成的“晶”字不仅象征着“光明清澈”，更暗含着对大报的挑战。包天笑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了这份小报的生存智慧：余大雄带着“徽骆驼”的韧劲，以“脚编辑”的身份穿梭于律师、医师与寓公等之间，将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猛料变成头版头条。
在《晶报》的编辑室里，包天笑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鲜活的新闻生产场景。张丹斧的怪文与余大雄的谋略在此碰撞，律师的秘闻与名医的珍闻在此发酵，甚至朋友带来的朋友的闲聊都可能变成第二天的铅字文。这种没有“内勤外勤”、不支付“薪资稿费”的新闻采集方式，却催生了最具杀伤力的报道：当德国医生希米脱的“返老还童术”吹得天花乱坠时，《晶报》刊登的《圣殿记》以“康圣人臀部打针”的幽默讽刺，惹来一场轰动沪上的官司。包天笑记得，当英国领事判决余大雄赔偿一元时，希米脱怒吼着离场，而《晶报》的销量却暴涨千份——这一元钱的判决，恰似旧上海中西法律博弈的一个隐喻，在殖民者的司法体系下，小报以近乎荒诞的方式赢得了道义的胜利。
小报与大报的博弈不仅在内容，更在形态与生存哲学。包天笑敏锐地指出，大报“靠广告，广告越多，纸张就越多”，而小报“靠发行，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纸的价目并驾齐驱”。这种“短兵相接”的生存智慧，从《晶报》对副刊的影响中可见一斑。当《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吸收小报的“精华”时，那些曾经被鄙夷的“街谈巷议”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报的版面，完成了从江湖草莽到庙堂雅音的蜕变。在包天笑的叙述中，小报的兴衰不仅是报业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的流转，从李伯元笔下的官场谴责到余大雄手中的社会爆料，小报始终是旧上海的一面哈哈镜，照见的不仅是洋场才子的风流，更是一个王朝瓦解时的众生相。
金粟斋里的文化突围
在南京路西北的登贤里，包天笑与一群维新志士在石库门里点燃了文化启蒙的灯火。金粟斋译书处的迁移史，恰似一部晚清知识分子的流亡图谱。从繁华的大马路迁到新建的白克路（后称凤阳路），从野鸡堂子的喧嚣旁搬到吴彦复与章太炎的隔壁，这个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成了“戊戌政变”后新思想的孵化器。包天笑记得，围墙尚未砌就，只用篱笆围着，邻居是一片荒冢乱草，却不妨碍译书处的煤油灯夜夜通明，将西方的思想火种一点点译介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
译书处的日常充满了新旧杂陈的趣味，包天笑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具张力的文化景观。章太炎为他写的名片必用“黄帝纪元”，字里行间透着对清朝的不屑；而吴彦复家的餐桌上，常常坐满了从日本、欧美回国的青年，章行严（章士钊）则与太炎先生讨论学术，这样的场景，恰是新旧思想交锋的具象化。
金粟斋的高光时刻，是严复的名学讲演会。当这位留着浓黑小胡子、眼镜用黑丝线缚住的翻译家站在半桌前时，包天笑看到了新旧文化的奇妙碰撞：严复常常夹杂了英文的演讲，让不懂英文的人如坠云雾，而他脚边的水烟袋又时时冒出传统士大夫的习气。这场名为“名学”（逻辑学）的讲演，在当时的上海堪称先锋之举。
译书处与《中外日报》的合作，构成了晚清文化传播的双轨制。包天笑往返于报馆与译书处之间，看到了两种文化载体的共生关系：金粟斋的译著在《中外日报》登广告，报馆又代售书籍，形成了“译—刊—售”的完整链条。在汪颂阁的主笔房里，翻译先生们对着《字林西报》与日本报纸苦思冥想，因为“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到上海来，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取价甚昂”。这种信息获取的艰难，更显出金粟斋译书的价值——当叶浩吾译日文、温宗尧译西文时，他们手中的笔不仅是翻译工具，更是刺破信息茧房的利器。
在登贤里的隔壁，薛锦琴女士的出现如同一道闪电。当这位十八九岁的广东女子在张园的演说台上“侃侃而谈，说得非常慷慨激昂”时，包天笑记录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天足与辫子的并存，恰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更富戏剧性的是，吴彦复让两位女儿拜薛锦琴为师，长女吴弱男后来竟嫁给了常来译书处的章行严。这种姻缘的巧合，在包天笑的笔下不再是八卦，而是文化交融的隐喻。金粟斋的灯火虽然微弱，却照亮了一代人的文化突围之路，从译介西学到倡导女学，从讨论名学到谋划革命，这个石库门里的小天地，恰是大时代变革的微缩景观。
旧时光里的性情中人
在包天笑的记忆相册里，清末民初的文人们以鲜活的姿态走来，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时代的印记。章太炎的“鸭屁股”发型与团扇是最醒目的标志，这位余杭学者“排满思想已塞满他的脑子里，但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用一口难懂的“余杭国语”谈古论今。包天笑记得，有人请他写扇子，他必用古艳的字体书写，而自己求写的名片，也成了案头的珍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严复，他的金丝眼镜断了一脚，用黑丝线缚住，“虽为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在名学讲演会上，他站着讲了一小时，“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这种反差让包天笑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挣扎。
马君武的痴与执最是动人。包天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而他让母、夫人入女学的举动更成了朋友间的趣谈。“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最终太夫人“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这种近乎偏执的劝学，在包天笑看来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一面是对旧礼教的叛逆，一面是对新思想的痴狂。
吴彦复的家是文人雅集的舞台。这位“礼贤好客”的公子，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议论风生”，章太炎在此寄居，沈翔云、马君武、林万里等青年才俊在此会聚。包天笑记得，彦复送他一部《北山诗集》，他回赠再版的《迦茵小传》，竟引得彦复作诗相和：“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来说古今。”后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才知此诗背后藏着彦复如夫人彭嫣“下堂求去”的隐痛。包天笑的叙述从不刻意渲染，却于细节处见真章。当彦复的女儿吴弱男嫁给章行严后，包天笑在北京车站偶遇已是章夫人的弱男，“那时行严在沪大病，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邻室的章夫人，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这种时空交错的重逢，让当年登贤里的青年才俊成为时代的主角，而包天笑的记忆则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邱公恪与吴孟班的悲剧是文人命运的缩影。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却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离世，“两人年均未届三十”。包天笑记得，公恪赴日习陆军，“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加上夫人难产而逝，最终抑郁成疾。叶浩吾的挽联“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与蒋观云的诗句“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将个人的悲剧升华为时代的挽歌。在包天笑的笔下，这些早逝的文人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理想与幻灭，恰是那代人精神困境的写照。
胡适之的冶游被《晶报》曝光的场景，则透着文人的狡黠与时代的宽容。当“胡博士”从北京来沪，即将出国时，被同乡余大雄撞见“在某处吃花酒”，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名人”的风流韵事立刻成了小报的头条。包天笑没有苛责，反而以略带调侃的笔触记录下这一“大报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新闻，仿佛在说：即便是新思想的倡导者，也难脱旧上海的风月场。这种宽容的笔触，让文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们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既想引领时代，又难舍人间烟火。
石库门里的微观叙事
包天笑的回忆录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旧上海的记忆密室。在他的笔下，城市的变迁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具体到每条马路、每座建筑的微观记忆。从南京路的“大马路”到白克路的“新马路”，从张园的安垲第到登贤里的石库门，这些地理坐标不仅是空间的标识，更是时代的刻度。当包天笑说“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后，又改名为凤阳路了”时，他实际上在记录一座城市身份认同的变迁，从殖民者的命名到主权回收后的更名，一条马路的历史恰是一座城市的殖民记忆。
张园是旧上海的公共空间样本。这座由张叔和（张鸿禄）用“宦囊”建造的花园，既是李伯元与包天笑晤面的场所，也是薛锦琴发表演说的舞台。包天笑记得，园内“有一厅，名安垲第，可容数百人”，当维新志士在此集会时，“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在包天笑看来意义非凡。它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私密交往模式，让思想的交锋在开放的空间中进行，恰如园主人张叔和的命运，张园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织的产物，在官僚资本与市民文化的碰撞中，催生出新型的城市公共生活。
石库门里的日常生活藏着城市的表情。包天笑描写金粟斋的迁移时，特别提到“后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场，另外有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这种邻里结构在旧上海非常典型——文人、志士、普通市民在同一弄堂里比邻而居，鸡犬相闻间，思想的火花便在不经意间碰撞。当包天笑看到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到薛锦琴的家里去”拜师时，他记录的不仅是一次寻常的拜访，更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在石库门的有限空间里，不同背景的人打破了传统的阶层壁垒，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现代社会雏形。
报馆与译书处的空间布局折射着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神州日报》的编辑室“既旧且窄”，“全编辑部只有吴瑞书一人包办”，而《晶报》的编辑室同时也是会客室，“有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余大雄的朋友，张丹斧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这种空间的开放性，与金粟斋译书处的“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结构形成对比——前者是市场化的新闻生产，后者是精英化的思想孵化，两种空间形态共同构成了旧上海的文化生态。包天笑特别注意到，《申报》想收购《晶报》时，“一部《神州日报》遗传下来的平版老爷车机器，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本”并不值钱，真正想买的是“《晶报》二字而已”，这种对品牌价值的认知，恰恰说明上海的报业已开始具备现代商业意识。
城市记忆在饮食、服饰等细节中流淌。薛锦琴的“大脚管裤子”与章太炎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构成了城市服饰的风景线，天足与辫子并存，和服与马褂同行，这种服饰的混搭恰是文化多元的象征。当包天笑说“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时，他实际上在记录一个微妙的过渡时刻：西装尚未普及，辫子仍未剪除，城市的服饰文化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阵痛期。
在《钏影楼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旧上海不是一个模糊的背景，而是有血有肉的主角。包天笑以报人特有的敏锐，从大马路的繁华到新马路的荒凉，从报馆的铅字到石库门的炊烟，以精准的视角捕捉到城市发展中的每个细节。当包天笑在钏影楼的昏黄灯光下搁笔时，那些沾着旧上海烟尘的记忆便永远封存在墨迹里。他笔下的铅字江湖、译书灯火、文人面影与石库门岁月，在历史的册页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如今再看张园的安垲第早成尘埃，白克路的篱笆墙也换了新颜，唯有回忆录里章太炎的团扇、严复的断脚眼镜、马君武的人力车书影，仍在时光深处泛着微光，像老上海弄堂里未熄的灯，照着今天还在看这本书的读者。你会觉得，所有风云际会终成过眼云烟，唯有普通人在时代夹缝里的呼吸与心跳，才最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