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恩森
阅读大卫·达姆罗什《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 6 月出版），就能获得这样一种奇妙的行旅：当你在达姆罗什那充满感性的文学语言指引下，推开 18 世纪德·斯塔尔夫人在日内瓦郊外的府邸之门，你马上就会感到，在恍惚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布满知识密林的智性世界，密不透风的各种图景让人眼花缭乱，路径幽闭回旋，虽迷途难返而又乐此不疲；又如同沿着一条蜿蜒的长河溯源，每一个迷人的渡口、驿站，都有无限的风景，诱惑着你不断前行冒险，探寻关于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
达姆罗什自称“《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将提供从 19 世纪到现 在 的 一 幅 广 阔 的 历 史 画 卷 ”（《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第 7页。下引本书，仅著页码），通览全书，我们仿佛进入了展示比较文学两百年的博物馆：从德·斯塔尔夫人的书房出发，达姆罗什带领我们首先拜访了赫尔德、歌德、勃兰兑斯、波斯奈特、梅尔茨尔等比较文学的先驱者，理解他们“变换着方法，试图把内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 归 属 混 合 起 来 ”（第 50
页），从 而 打 开 了 比 较 文 学 研 究的 大 门 。 继 而 引 领 我 们 走 访 20世 纪 初 期 包 括 中 国 学 者 在 内 的比较文学开拓者与代表人物，如胡 适 、梅 光 迪 、林 语 堂 、奥 尔 巴赫 、施 皮 策 等 ，他 们 以 流 移 者 身份将“比较文学置于一个从根本上 不 平 等 流 动 的 世 界 之 中 ”（第67 页）。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韦勒 克 、赛 义 德 、斯 皮 瓦 克 、德 里达 、弗 莱 等 比 较 文 学 的 学 者 ，将比 较 文 学 推 进 到 文 化 理 论 时
期 。 达 姆 罗 什 还 富 有 前 瞻 性 地探究了当代语境下“从文学的诸世 界 到 世 界 的 诸 文 学 ”（第 270页）有 关 电 子 游 戏 、谷 歌 智 能 翻译、数字新媒体等命题，深度阐释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米兰·昆德拉、伊斯麦尔·卡达尔等作家之于“世界文学”的当代启示意义。
这既是一部学科史，也是一部学科人物列传，更是对学科发展的深度回望与反思。在达姆罗什笔下，纵向的学科史流脉宛若一条长河，在每一次的转折之处，都有柳暗花明的渡口和山重水复的流转。达姆罗什跳脱了传统的
学术史写作的窠臼，并没有刻意以时序为经纬，而是以阶段性的理性分析与理论阐释为节点，以流移、政治、理论、语言、文学、世界、比较等七个关键词建构整体框架，分别探讨了比较文学发展长河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和重要转机 ，不 仅 解 答 了“ 比 较 文 学 是 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回答了“ 不 同 阶 段 的 比 较 文 学 是 什么”。20 世纪之初流移时期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被赐予双重视角或受其折磨的人”（第 64 页），因
此，比较文学体现出“更广泛的文化之间的变化关系，这些饱受苦难的学者们无处不深陷于文明与野 蛮 的 复 杂 混 合 之 中 ”（第 85页）。而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于国际政治的动荡以及美国学派的崛起，“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之政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有两个焦点，即制度性政治和更广阔的政治场景，在此，后殖民的视角则尤其恰当”（第 90 页），因此，达姆罗什以较大的篇幅和笔墨介绍了后殖 民 主 义 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赛 义德、斯皮瓦克等人的理论主张及文学研究实践。在当代，达姆罗什则以“世界”与“比较”为主题，探 讨 了 新 媒 体 技 术 和 互 联 网 时代 文 学 、比 较 文 学 的“ 世 界 性 在场”（258 页），他结合托尔金、卡尔 维 诺 等 人 的 作 品 ，倡 导 一 种“没有霸权的比较”（318 页）及跨文化诗学。达姆罗什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既充分展现了比较文学学科长河的波澜壮阔，又凸显了历史长河中那些具有转折性意义的突破与创新，比较文学融汇着人类的共同智慧，浩浩荡荡，九曲入海。
如 果 说 图 景 是 一 种 静 态 展示的话，河流则充满了动态的流动 性 ，正 是 这 种 长 河 奔 流 的 动态，凸显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强大动能与韧性，给学科发展带来无限的希望和生命活力。实际上，比 较 文 学 学 科 的 发 展 并 非 浩 浩荡荡、一泻千里，而是山高路远，充满了荆棘险滩，是一场漫长的冒险行旅。
20 世纪 50 年代，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此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就不断遭受着各种危机和挑战，20 世纪 80、90 年代，韦斯坦因称比较文学陷入“永久危机”、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 文 学 作 为 一 门 学 科“ 气 数 已尽”，2003 年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中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消失。达姆罗什没有回避这些危机和挑战，他在“语言”篇中，以勒内·艾田蒲阅读插图版《堂吉诃德》“发现了更多的旅行和冒险故事”（第 171 页）为例，表现了比较文学学者们面对语言挑战，勇于“译不可译之文本”，跨越语言的不可译与政治，在语言中写作。同时，他还直面当代科技对文学研究的干扰与影响，尤其是当下智能时代对比较文学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改变，剖析了谷歌翻译的各种可能性，探究“创造性的语言活动家该怎样打开这个世界，进行当今真正的全球化比较研究”（第213页），体现了他理论创新的冒险、自信与勇气，面对种种困境，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从赫尔德和德·斯塔尔夫人到奥尔巴赫及其后，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这些不安的灵魂有助于我们图绘我们前进的道路，以找到比较今日之文学的新的更好的方法。”（第352页）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比较文学的新时代必将到来。达姆罗什在书中谈到了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过去与现在既属于静态的图景，又属于正在奔流不息、逝者如斯的长河。而未来则是开放的，它向一切可能性敞开，召唤着包括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共同努力，不断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发现更多奇妙的比较文学图景与奥秘，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